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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鮮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湨，早年跟他哥哥朝鮮昭顯世子一起，曾經(jīng)被入侵朝鮮的皇太極擄到盛京當了很久的人質(zhì)。1644年，明朝滅亡，清朝入關，定鼎中原。

十一月初九，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見作為人質(zhì)的昭顯世子李澄（李溟的哥哥，當時的朝鮮王儲）和風林大君（李誤），說：“未得北京以前，兩國不無疑阻。今則大事已定，彼此一以誠信相孚。且世子以東國儲君，不可久居于此，今宜永還本國。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大君相替往來……”同時，清朝還宣布減少朝鮮的歲貢幣物。

1645年三月，久居滿清做人質(zhì)的昭顯世子返回漢城，隨行清使勒令朝鮮仁祖李家出城迎接“天使”到來。忠于明朝的朝鮮兩班朝臣士大夫?qū)Υ诵纳珊?。五月二十一日，昭顯世子雖被宮人在餌餅中下毒，暴斃于昌德宮中。李家心知肚明，但是諱言此事，怕多爾袞深究，向清朝上報“世子病亡”。

六月初七，被多爾袞釋放的風林大君回到漢城。昭顯世子在清廷為質(zhì)近十年，歷盡艱險，親眼目睹了明亡清興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，積累了處理朝清關系的豐富經(jīng)驗。

多爾袞對其去世“深為驚悼”，并對其暴斃頗感可疑，但是在朝鮮使臣眾口一詞的“確系病殪”的說辭下，也不得不信，1645年十一月十四日，清朝冊封李湨為朝鮮世子。

送還質(zhì)子，減少歲貢，本是清朝為緩和兩國關系而為，但是經(jīng)過1627年和1636年的兩次戰(zhàn)爭，朝鮮對清朝產(chǎn)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。在朝鮮一方，明朝滅亡本是調(diào)整對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機，但是，反清分子利用朝鮮民族對滿族的仇恨心理，推行名分主義的外交，延緩了兩國關系的改善。

朝鮮李朝視清朝為犬羊夷狄，私下稱清帝為“胡皇”，稱清使為“虜使”。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，一切內(nèi)部公文，包括王陵、宗廟、文廟祭享祝文，仍用崇禎年號。朝鮮的《仁祖莊穆大王實錄》，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，在明亡后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。

在仁祖之后的歷代朝鮮國王《實錄》，只書千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。至于私人著述，直到清末，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，以至于竟然有“崇禎二百六十五年”的紀年。歷代封建統(tǒng)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“正朔’問題，朝鮮就是這樣處理的。

當時朝鮮君臣認為：“我朝三百年來，服事大明，其情其義，固不暇言。而神宗皇帝(明神宗萬歷皇帝朱翊鈞)再造之恩自開辟以來，亦禾聞于載籍者。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，恩猶父子，實是真誠痛切語也。”

李朝孝宗則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，倡議北伐。他對大臣說：“群臣皆欲予勿治兵，而予固不聽者，天時人事，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。故欲養(yǎng)精兵十萬，愛恤如子，皆為敢死之卒，然后待其有釁，出其不意，直抵關外，則中原義士豪杰，豈無響應者！”

對大臣“萬一蹉跎，有覆亡之禍，則奈何”的擔心，他說：“以大志舉大事，豈可保其萬全也。大義則明，則覆亡何愧，益有光舉于天下萬世也。且天意有在，子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?！?/p>

為了北伐，孝宗首先采取措施，擴軍備戰(zhàn)。駐漢城的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。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，全部改編為騎兵。御營廳增加了大炮攻堅部隊，還計劃將守衛(wèi)漢城的訓練都監(jiān)軍增加10000名，御營廳軍增加20000名。由于財政困難，未能實現(xiàn)（韓國姜萬吉《韓國近代史》）。

李朝君臣確信“胡人無百年之運”的儒家格言，將地震、彗星等自然災害視為清朝滅亡的征兆，對南明政權(quán)、吳三桂和三藩分裂勢力、臺灣鄭成功、準噶爾蒙古等反清勢力寄予厚望，準備派使臣渡海聯(lián)絡，策劃夾擊清朝。

臺灣鄭氏多次請日本聯(lián)合出師伐清復明，朝鮮對曰鄭聯(lián)合樂觀其成，甚至建議“假道朝鮮，出送援兵”（《仁祖大王實錄》）。李湨的兒子顯宗李棚（音“淵”）和孫子肅宗李焯（音“吞”），對聯(lián)日伐清之事也很積極。

1650年，李溟向清廷奏報“日本近以密書示通事，情形可畏，請筑城訓練為守御計”，企圖以防御日本為由擴軍備戰(zhàn)。清朝警覺到朝、日、南明聯(lián)手組成軍事同盟的危險，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。結(jié)果查明朝鮮與日本素租好，奏折不實，順治皇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，罷其用事大臣。這就是朝鮮歷史上有名的“六使詰責”事件。

由于朝鮮財政困難，軍備薄弱，北伐大計難以實施。而且由于新興的清朝連續(xù)有順治、康熙兩位勵精圖治的皇帝，不僅鞏固了全國的統(tǒng)一，而且為中國社會經(jīng)濟文化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基礎。朝鮮反清派期望的漢民族武裝反抗、清朝統(tǒng)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沒有實現(xiàn)。

1683年，清朝統(tǒng)一臺灣，南明殘存勢力滅亡，影響中、朝、日關系的不確定因素消失，作為實際行動綱領的朝鮮北伐計劃壽終正寢。

朝鮮沒有介入中國內(nèi)戰(zhàn)，也沒有鋌而走險聯(lián)合日本跨過鴨綠江入侵遼沈，冒犯正處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時期的新興滿洲軍事強權(quán)。這是朝鮮的大幸，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。

北伐雖沒有成為事實，但是加重了朝鮮的財政負擔，延緩了中朝關系改善的步伐。朝鮮的北伐論者不想肯定中國在清朝統(tǒng)治下的文化和經(jīng)濟先進性，以后還幾乎全面封鎖了對中國文化的引進。

明朝滅亡后，李朝王室一直進行各種追思活動，仁祖不忘宮中焚香望闕之禮。1704年甲申，明朝滅亡60周年，李朝肅宗自宜春門詣禁苑壇，以太牢祭祀崇禎皇帝。又命漢城府在后苑春塘臺設“大報壇”，祭祀神宗皇帝。

“大報”出于《禮記》郊特牲，是郊天之義，且兼有報德之意。1749年（乾隆十四年）又以明朝太祖、神宗、毅宗并享大報壇，并于三帝即位、忌辰日行望拜禮。這種祭祀活動每年進行，直到李朝末年。

朝鮮對清朝的鄙視仇恨和恪守藩屬朝貢制度同時并存，且反清復明計劃和北伐準備是在隱蔽狀態(tài)下進行的，清朝政府知之甚少。由于以追求實利為標準的外交傳統(tǒng)始終在朝鮮起作用，清政府又主動采取種種善意舉措，1683年清朝統(tǒng)一臺灣后，中朝關系終于進入了穩(wěn)定發(fā)展的時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