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夷陵之戰(zhàn)失敗后，只身逃回白帝城永安宮中的劉備，為悲憤和羞愧交加，痢疾小疾竟轉為沉疴。自知將不久人世，從成都召來丞相諸葛亮托咐后事，口授了一道稀世遺詔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定國，終成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”。（見《三國志·先主傳》）。

諸葛亮雖然想受“十錫”直接做皇帝，但是卻受復雜的形勢制約而難以實現(xiàn)。以當時形勢觀察，諸葛亮根本無法做皇帝。

受涿州籍、益州籍兩股勢力的掣肘

劉備集團主要成員的構成，與曹魏、孫吳有很大不同，以曹操、曹丕為首的曹魏集團，是以夏侯惇、夏侯淵、曹仁、曹洪、曹彰、曹真、曹休、夏侯尚等家族子弟為核心的，其他非曹姓成員則來之于五湖四海，不可能形成地域性的幫派勢力。孫權集團的主要成員，大多來之于東南一隅，經(jīng)歷孫堅、孫策、孫權三世而逐漸凝聚，也不可能形成地域性幫派勢力。由于劉備經(jīng)歷坎坷，這一集團的主要成員大體來之于三個方面。

其一是涿州籍官員。他們從劉備招幕兵勇參加鎮(zhèn)壓黃巾農(nóng)民大起義開始，主要成員有關羽、張飛、趙云、魏延、陳到、劉琰等將領，有糜竺、孫乾、簡雍等文臣。這些人是久經(jīng)失敗考驗，始終如一的死士，是棒打不散的“鐵哥兒們”。

其二是荊州籍官員，主要成員有諸葛亮，龐統(tǒng)、馬良、陳震、伊籍、廖立等謀臣文官，有黃忠、申耽、申儀、劉封、馮習、張南、霍峻等將領。

其三是益州籍官員，主要成員有許靖、秦宓、呂乂、彭羕、費詩等文官，有王連、張裔、楊洪、黃權、孟達、李恢、呂凱、馬忠、王平、張嶷、鄧芝、張翼、楊戲等將領，更有法正，李嚴等文可安邦、武可定國的全才。

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(jīng)濟條件下，農(nóng)民階級的畛域觀念特別嚴重，它反映在社會政治領域，就是幫派意識，流氓階層則更為強烈。以籍貫地域形成政治幫派的，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。劉備盡管出身于破落貴族，小時跡近于市井少年；圖謀自立中又以“投奔”作掩護，從而獲得“梟雄”這一十分丑惡的綽號。但是劉備又是非常人，雖然其文治武功都很平平，但善于待下卻是突出的優(yōu)點，具體表現(xiàn)在禮賢下士，通達寬容，知人善任，平易近人等方面，所以其核心成員雖來之三個方面，他都能以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加以延攬和使用。

但是請注意，在成都自稱漢中王及稱帝之后，他派往外地鎮(zhèn)守一方的軍政大員，是以涿州籍為主。劉封雖系荊州籍，但被劉備收為義子，這種血緣關系的無機延伸使他獲得了殊榮，自然成為涿州籍的重要成員，故而以副軍中朗將之職駐節(jié)上庸（今湖北房縣），統(tǒng)領宜都太守孟達，征北將軍申耽，西域太守申儀等，也成為藩屏皇室的一路諸侯。文官中，涿州籍亦占重要地位，糜竺雖然才能平平，劉備奪得荊州后，仍拜其“為安漢將軍，班在軍師將軍（諸葛亮）之右，賞賜優(yōu)寵，無與為此”。（見《三國志·糜竺傳》）孫乾、簡雍等大致如此。

諸葛亮雖然籍貫山東沂南縣，但他是從荊州發(fā)達的，且和荊州士人源淵很深，從后來的作為看，他不僅自認荊州籍，且成為獨一無二的代表人物。荊州籍中，龐統(tǒng)、黃忠等對奠定西蜀政權的貢獻最大，但龐統(tǒng)戰(zhàn)死于雒城，黃忠獲得后將軍爵位后不久病死，特別是關羽荊州失敗，劉備猇亭失敗時，荊州籍官員損失最大，侍中馬良被殺，大都（元帥）馮習、先鋒張南均死于戰(zhàn)場，申耽、申儀投降曹魏，殘留荊州籍官員之中，受到劉備晚年重用的，僅諸葛亮、董和兩人。

益州籍地位十分特殊，盡管他們與劉備交往其淺，但是劉備要把益州作為鞏固的后方，就不得不重用蜀人，自然要起用一大批素無淵源的益州籍軍政精英，法正以卓越的軍政才能和反戈投奔的功勞，被任命為京畿之地的“蜀郡太守，揚威將軍，外統(tǒng)都畿，內為謀主”，成為劉備麾下的第一人。諸葛亮擔當丞相后，雖然強調“寬濟以猛”（即以嚴刑峻法替代劉璋時代的法制松馳）的治蜀原則，但對法正揚眉吐氣后，多次挾嫌報復殺人傷人的違法行徑，也只能緊閉雙眼聽之任之。

劉璋時的蜀郡太守許靖曾對劉備鼠首兩端，更加之徒負虛名缺乏才能，劉備雖然很蔑視，依然使他在三年中完成了仕途“三級跳”，即公元一一八年任左將軍長史，第二年任太傅，第三年又升為司徒，班列僅次于諸葛亮。而鎮(zhèn)邊的將領中，益州籍亦為數(shù)不少，僅降庲都督一職，先后有鄧方、李恢、張翼、馬忠等；劉備東征孫吳時，率偏師于江北側應的鎮(zhèn)北將軍黃權也是益州籍；及至諸葛亮時代，益州籍的鄧芝、王平、張嶷、馬忠等，都以軍功才能成為西蜀的重要將領。永安宮托孤并不只諸葛亮一人，而是“托孤于諸葛亮，尚書令李嚴為副，”而且加封其為“中都護、統(tǒng)內外軍事，留鎮(zhèn)永安。”（見《三國志·李嚴傳》）相比較之下，荊州籍將領沒有了獨當一面的人物。

三種勢力只所以能較好地結合起來，都因為劉備的善于攏絡和平衡關系。劉備之后，雖然諸葛亮掌握國柄，但是涿州籍、益州籍文武大員，依然把希望寄托于以劉禪為代表的蜀漢政權，榮辱與共，不可能默認皇權轉移。

壯大荊州籍難盡其意

由于西蜀在爭奪荊州中兩次慘敗，荊州籍文武大員已七零八落。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，諸葛亮就巧妙地利用劉備削弱涿州籍和益州籍力量。關羽死后，劉封在涿州籍中的地位日顯突出，于是力勸劉備殺了他，理由則是：“慮封剛猛，易世之后終難制御。”（見《三國志·劉封傳》）顯然，這不能成為殺人的正當理由，諸葛亮是注重法制的，法律懲罰得以事實做依據(jù)，而不能以將來的可能為口實。力主殺掉劉封的原因，除了考慮到政權的穩(wěn)定之外，當然有為自己掃除當國障礙的因素。

諸葛亮執(zhí)政后，為重整壯大荊州籍煞費苦心。此一時期中，涿州籍和益州籍官員雖多有不同程度的升遷，但遠不及荊州籍官員升遷的量大面廣，更趕不上令人吃驚的破格。在荊州籍中，馬謖的身份最為特殊，他不僅有才，而且其兄馬良與諸葛亮有八拜之交（或者是兒女親家，故此馬良稱諸葛亮為尊兄，馬謖自然是諸葛亮的小兄弟）。

盡管劉備臨終時叮嚀：“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！”（見《三國志·馬謖傳》）劉備將一個邊遠地區(qū)的小太守獨獨提出來叮嚀，顯然考慮到他與馬良的特殊關系。但劉備死后，立即將其從越嶲太守任上調回任相府參軍。自此之后，“每引見談論，自晝達夜”（同上）。南征出師時，諸葛亮置送行的同僚于不顧，而將馬謖招上車輛行走了幾十里路程，這與其說有事相商，莫如說是一種姿態(tài)，是給馬謖以殊榮，并為之后的破格提拔營造氣氛。#p#分頁標題#e#

果然，第一次北伐出師時，諸葛亮拒不聽取大家的推薦，將久經(jīng)沙場，功績顯著的魏延、吳壹拋之腦后，任命從不曾染指軍旅的馬謖擔任先鋒，“統(tǒng)大眾在前。”如果不是街亭失敗，馬謖在西蜀軍隊中的二把手地位會從此確立。馬謖雖然被斬于漢中，但是并沒有遏制諸葛亮破格提拔荊州籍其他將領的意圖，襄陽人楊儀原是荊州刺史傅群的主簿，投降關羽后任命為功曹，至劉備稱帝，僅得到?jīng)]有任所的弘農(nóng)太守一個虛銜。

諸葛亮主政后不久，就將楊儀從地方官提拔為參軍，及至北伐時，升遷為長史，加封綏軍將軍，并以長史身份主管全軍的規(guī)劃布署和糧草的統(tǒng)籌分配，職務相當于今天的總參謀長兼總后勤部長，與大將軍魏延有了平起平坐的職責。姜維本是天水籍，其才能不過中等，由于在第一次北伐中投降過來，當然成為諸葛亮制約涿州籍和益州籍將領的一枚棋子，立即從中郎這下級軍官提拔為中監(jiān)軍，繼而又升遷為征西將軍，并成為軍事上的接班人。

廖化是荊州襄陽籍，才能很一般，“西蜀無大將，廖化做先鋒”是老百姓對此人的客觀評價。關羽任襄陽太守時，廖化為主簿，身陷東吳時思歸劉備，以詐死脫身。由于這一節(jié)，被劉備破格使用，也不過任宜都太守。諸葛亮主政以后，立即調任相府參軍，不久又升為“右車騎將軍，假節(jié)，領并州剌史，封中鄉(xiāng)侯”，官任與功勛卓著的益州籍宿將張翼比肩而立。

荊州籍的文職官員升遷更快。蔣琬是荊州零陵籍，劉備時僅為尚書郎，諸葛亮于建興元年開府治事，立即調蔣琬任東曹掾（組織部長），又遷為參軍，相府遷往漢中時，蔣琬和益州籍勛舊、相府長史張裔留在成都做代理丞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張裔被吳國扣押時，是諸葛亮營救回來的，有活命之恩。不久，蔣琬就將張裔長史一職取而代之，成了唯一的代丞相。諸葛亮更在一封密奏中告訴劉禪：“臣若不幸，后事宜以付琬。”（見《三國志·蔣琬傳》）費祎是荊州江夏籍，劉備時，僅是太子府舍人，后升為庶子，劉禪登基后任黃門侍郎。如此低下的身份，自不列朝臣末端，也不與相府發(fā)生關系。

諸葛亮南征返回時，臣僚們在幾十里以外躬候迎接，這些人的職位年令都遠遠高于費祎，而“亮特命祎同載。”將費祎叫上自己乘坐的車輛，不僅是一種殊榮，而且是一種暗示，是破格提拔重用的先聲，“由是眾人莫不易觀”（見《三國志·費祎傳》）（即從此之后，眾人都對費祎另眼高看了）果然，諸葛亮剛剛在丞相府坐下，就派費祎出使東吳，一回來即升為侍中，又升任相府參軍，繼而又中護軍、司馬的節(jié)節(jié)高升，并成為丞相一職的第三梯隊。

此外，荊州籍的董和、劉巴、陳震、董允等都被重用，在《出師表》中，諸葛亮向劉禪推薦的郭攸之，費祎、董允、向寵等，是清一色的荊州籍。換言之，就是要排除涿州籍、益州籍官員對朝政的干預，以便自己駐節(jié)漢中時，成都不生肘腑之變。

內憂外患已使諸葛亮焦頭爛額

諸葛亮時代，西蜀面臨非常復雜的局勢。自荊州喪失之后，國土面積急驟縮小近一半，人力物力損失更多；而且丟失了進取中原的橋頭堡。與曹魏和孫吳比較，西蜀已處于絕對劣勢。猇亭慘敗后，軍隊數(shù)量和軍心士氣受到嚴重削弱和沉重打擊，正如他在《出師表》中估計的那樣：“今……益州疲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”。

在南方，少數(shù)民族的“叛亂活動”日益嚴重。乘劉備亡故之機，孟獲在南中，高定在越嶲，雍闿在建寧，朱褒在牂牁先后“反叛”，西蜀后方受到嚴重危脅。公元二二三年諸葛亮率軍南征取得勝利，并留下七擒七縱的佳活，但南方少數(shù)民族的“叛亂活動”一直就沒有平息，見諸史籍的大端有：諸葛亮北還之后，“南夷復叛，殺害守將”（見《三國志·李恢傳》）。

公元二三一年，“南夷豪帥劉胄反，擾亂諸郡”（見《三國志·馬忠傳》）。“越嶲郡自丞相討高定之后，叟夷數(shù)反，殺太守龔祿、焦璜、是后太守不敢之郡，只?。ò捕ǎ┛h，去郡八百余里，其郡徒有名而已”（見《三國志·張嶷傳》）。“叛亂”始終熒繞于諸葛亮心頭，這里所謂的“反叛”，實質是少數(shù)民族大起義。

由于繁重的兵役、徭役、賦稅，不堪忍受的內地民眾起來反抗者也時有發(fā)生，見諸史籍的大端有：“初，建寧郡殺太守正昂，縛太守張裔于吳”（見《三國志·馬忠傳》）。建興五年，乘諸葛亮北駐漢中勉縣之機，“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，劫略吏民，嶷以都尉將兵討之”（見《三國志·張嶷傳》）等。建興十一年，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，（鄧）芝“率軍征討，即梟其渠帥”（見《三國志·鄧芝傳》）。國內漢民的叛亂即漢民起義，說明民眾不堪繁重的兵役、徭役和賦稅，已無法照常地生活下去了。

在西蜀統(tǒng)治集團內部，皇權與相權矛盾已見端倪。劉備時代結束時，荊州籍處于絕對弱勢，權中之權的軍權概為涿州籍和益州籍控制，從南征開始，諸葛亮雖從李嚴處接過軍權，但魏延、李嚴、趙云、張嶷、吳壹等還在軍隊中居于主導地位，諸葛亮雖然集軍政大權于一身，但對軍隊的指揮仍受著制約，因之不得不謹慎行事。

在諸葛亮的苦心經(jīng)營下，荊州籍雖然逐漸恢復了元氣，但是在西蜀政權內，依然是三籍鼎立的局面。在外有強敵威脅，內有民眾起義，統(tǒng)治集團內部又有兩籍掣肘這樣錯綜復雜的矛盾中，諸葛亮只有戰(zhàn)戰(zhàn)競競地謹慎再謹慎，才能使西蜀這只破舟不至于傾覆，“諸葛一生唯謹慎”是后世的共同贊頌，卻都忽略了造成他謹慎性格的客觀環(huán)境。

要說將皇帝取而代之的艱難程度，曹操父子的經(jīng)歷可啟示后人。曹操從中平六年（公元一八四年）起義兵討伐董卓開始，就在軍隊中形成以曹氏家族為核心的中樞集團，其領袖地位從不曾動搖。隨著中國北方的統(tǒng)一，民眾對他已信賴依附，但他寧肯將皇袍當襯衣穿著，也絕不肯取皇位自代。

這除了心理障礙外，主要還是擔心發(fā)生意外的動亂。在經(jīng)歷了三十六年之后，曹丕才完成了這一過程。曹丕將不當皇帝的假戲要演到那個份上，也是在制造輿論收攬民心，以便避免意外的社會震動。身處各種復雜矛盾中的諸葛亮，一直到死，連軍權還未完全掌控，皇帝夢當然難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