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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后，由于大學不招生，工廠不招工，商業(yè)和其他服務行業(yè)也處于停滯狀態(tài)，致使城鎮(zhèn)大批初、高中畢業(yè)生無法就業(yè)。

1968年夏，“積淀”了3年的1000多萬中學生，齊刷刷地站在了國家領導人的面前。這部分人如何安排，關系到剛剛穩(wěn)定的局面能否保持，因此必須就他們的出路做出盡快地抉擇。

毛澤東對此也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，他在1968年4月中共中央轉發(fā)黑龍江省“革委會”關于大專院校畢業(yè)生分配工作的指示中批示道：

畢業(yè)生分配是個普遍問題，不僅在大學，且在中學。

中央據此，要求“各部門、各地方、各單位、各大中小學的領導機關和負責人，按著毛主席這一指示，面向農村，面向邊疆，面向工廠，面向基層，對大、中、小學一切學齡已到畢 業(yè)期限的學生，一律及時地做出適當安排，做好分配工作”。

后來人們把這個批示精神簡化為“四個面向”的分配方針。 說是“四個面向”，實質上對于中學畢業(yè)生來講，主要是面向農村。其中“面向邊疆”指的是邊疆的農村，“面向基層”也指農村的基層，即參加農業(yè)生產。

而“面向工廠”那只是一句話而已， 因為在政治動亂的“文革”時期，一切正常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都遭到了癱瘓性的損失，整個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的破壞， 企業(yè)人浮于事，根本不可能再大量地增加新的職工。

各地在貫徹落實“四個面向”的分配原則時，無不把安排的重點放在廣闊天地農村。4月21日，北京市“革委會”發(fā)出的《關于分配中學畢業(yè)生的通知》，強調動員“三屆”畢業(yè)生上山下鄉(xiāng)。

通知應用了毛澤東在《社會主義高潮》一書中的按語：“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，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。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。”號召知識青年 “自覺地報名下鄉(xiāng)上山，服從國家的分配，到祖國最需要最艱苦的地方去”。

“對于農業(yè)戶口的畢業(yè)生，應迅速動員他們一律回鄉(xiāng)參加農業(yè)生產。對城市居民戶口的畢業(yè)生，凡農村有直系親屬的，應動員他們回鄉(xiāng)；原籍在農村而有其他親屬的，也應積極動員他們回原籍插隊落戶，參加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。凡農村沒有親屬的畢業(yè)生，各區(qū)縣都應有計劃、分期分批地組織他們下鄉(xiāng)上山、下廠、下礦或參加邊疆的工農業(yè)生產建設。”

緊接著，山東、貴州等省市“革委會”都相繼就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作了決定。就這樣，一個上山下鄉(xiāng)的熱潮在全國迅速興起。

為了盡快解決“老三屆”畢業(yè)生的分配問題，這時的新聞媒體，關于知青上山下鄉(xiāng)的報道驟然增多。1968年五六月份，老知青典型邢燕子、侯雋等人在《光明日報》、《人民日報》上大談其下鄉(xiāng)的偉大意義；新的楷模層出不盡，蔡立堅、吳小明等名字由于新聞媒介的宣傳而聞名全國。

陳勇是北京13中的高中畢業(yè)生，也是高干子弟，他的父親曾在1938年就參加了八路軍，年僅16歲，在血與火的革命戰(zhàn)爭年代里，付出了受傷三次的代價，為人民立下了汗馬功勞，一直是陳勇心目中的楷模。

小時候，陳勇就有一個偉大志向，長大后也要向父親那樣，做一名解放軍戰(zhàn)士，可天有不測風云，父母一夜之間成了“靠邊站”的走資派，被下放到了“五七干校”勞動，參軍當兵的夢想破滅了。

正在這時，內蒙古的一個農場來北京招工，陳勇覺得這是一個為革命立功的機會來了，便下決心要到祖國的邊疆去干一番事業(yè)，父母得知后，不同意他的這個決定，因為在他的前面已經有三個哥哥下鄉(xiāng)當了知青，按照政策，他是可以留在父母身邊的，況且家里的奶奶和外婆都需要他的照顧。

當時的陳勇是很有對立情緒的，認為這是父母自私，只為自己的私利而置革命事業(yè)不顧，你們年輕的時候，還不是扔下家庭出來干革命的？怎么？如今輪到自己的兒子就有私心了？一氣之下，他給學校的宣傳隊寫了一封信，決心與父母斷絕關系，到祖國最需要的邊疆去干一輩子革命。

想不到，他沖動之下寫的這份公開信被工宣隊報到了北京市委，市委把它當成了典型材料，拿到《北京日報》上發(fā)表。一夜之間，陳勇就成了遠近聞名的反潮流英雄。到了內蒙古之后，得到了當地組織的高度重視，不久入了黨，當上了農場的副場長。

當然幾年之后，有一天他收到了他大哥的一封來信，得知在他走后，奶奶和外婆因為沒人照顧已經先后去世，父母親也因為他的那封信中談及了他們的私心，在干校受到批判，母親經受不住折磨，也去世了，父親的身體狀況也不好, 已保送回京休養(yǎng)。他很后悔，為自己年輕氣盛之后所造成的結果而感到痛心，直到現在每每談及此事他都懊惱不已。

蔡立堅可以說是“文革”中由一名紅衛(wèi)兵小將轉變?yōu)橄锣l(xiāng)知青的典型。1966年大串聯時，她剛滿18歲，是北京長辛店鐵路中學高中學生。她隨該校一支長征隊去延安串聯，途經山西 榆次縣黃彩公社杜家山，這地方總共才5戶農家，交通不便，非常貧困。

看到當地農民困苦生活的情景，蔡立堅心血來潮，當即立下當一輩子農民的誓言，并于1968年的3月真的來到了杜家山。落戶后，她被選為副隊長，在山村辦起了學習班，每天組織村民學習《毛主席語錄》，每天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！“偏僻的小山莊響遍了《東方紅》、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》的嘹亮歌聲！”

7月4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專門為她的事跡發(fā)表了評論文章《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》，贊揚她的下鄉(xiāng)舉動，說知識青年下鄉(xiāng)當農民“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，是‘反修’‘防修’的重要措施，也是培養(yǎng)無產階級革命事業(yè)接班人的重要途徑”。并一再宣稱：愿不愿意上山下鄉(xiāng)，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，是“忠不忠于毛主席、忠不忠于毛澤東思想、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試金石”。

當時的北京市“革委會”主任謝富治就公開說過： “我告訴你們，等到什么時候也得走，十年不招工，十年不當兵，等也是白等。”具體做法是：抓落后典型，組織大家來批判這些不聽話的中學畢業(yè)生；強制畢業(yè)生參加某種學習班，徹底認識自己的錯誤思想，并表示愿意服從組織分配到祖國最需要最艱苦的地方去。

對于那些不愿到農村去的中學畢業(yè)生來說，不可能長期處于抵觸情緒之中，更不可能長期在社會上閑蕩，時間一長，誰都有可能被迫就范。

據記載：北京101中學于1968年7月底分配57名到內蒙古插隊的任務，到8月底僅完成了7名指標。8月30日，工人宣傳隊雄赳赳地進入該校，短短幾天就取得“輝煌戰(zhàn)果”。截至9月18日，報名下鄉(xiāng)人數達144人，審批了122人，完成任務214%，其成功的秘訣就是強制。

很明顯，此時的上山下鄉(xiāng)運動已完全被政治化了，所以，當樹典型的手段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時，或者說在樹典型的同時，用政治的強制手段便成了制服不愿下鄉(xiāng)上山的中學畢業(yè)生的殺手锏。